发表高等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排行榜；比较研究；21世纪大学协会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69-05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既定目标。但是，何谓“高等教育强国”，学界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虽然近二三十年国际上出现了若干世界大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的评估对象是具体的大学，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近年来开始有机构关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估，21世纪大学协会funiversitas2l，简称U21）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5月，该协会推出了《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简称U21排行榜），2013年5月又了新一年度的排名。这为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一、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基本框架
U21成立于1997年，由欧洲、北美、东亚和大洋洲的21所研究型重点大学组成，旨在协助成员学校实现全球化教育与科研。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目的，是通过设置与其他国家比较的国家系统基准，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表现。2012年，U21总共对4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于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非洲以及中东地区。2013年，U21评估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0个，同时，在评估指标中增强了网络测量的变量，并注意改善数据的质量，以保证方法的一致性。U21排行榜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U21指出，鉴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的指标，以用来评估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价值。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是资源充足，且在有利的监管环境下运行。另外，国内外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这一系统的成功与否是由输出变量来测量的，例如科研成果、入学率与就业率等。U21使用资源、环境、连接性和输出这四个指标测算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排行榜。
二、U21排行榜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一）资源
这一项指标主要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投入。测量的指标包括政府支出比例、总支出比例、生均支出、研发支出比例和研发的人均支出。充足的资源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由于研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测量高等教育对一国研究工作的贡献，U21排名纳入了对高等教育的研发支出指标。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测量指标是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因为缺乏同家、地区间教学质量测量的可比性指标，U21用生均资源这一指标作为替代。
高等教育投入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图1比较了参评的50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名（各国、地区人均GDP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16日所的报告）与U21排名的关系。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在U21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人均GDP也较高。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加需要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高等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相对短缺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给国家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根据《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99%），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74%）。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二）环境
对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来说，资源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而环境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项指标中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定性测量有三个组件，即机构的多样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指数，以及基于在U21成员学校调查所得的一个指数。该调查包括三个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监管及其透明度、教师就业自由度和学校CE0的选任，旨在测量高等教育自治情况。U21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理想特征应为：存在国家监管机构，尤其是那些公开他们研究结果的监管机构；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且能在机构间自由移动；校长由大学挑选；以及有完全的灵活性来委任外国学者。
高等教育的监管环境对于确保资源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对雇佣条件的过度监管会限制学者的贡献和吸引留住具有全球竞争力人才的能力；对竞争的限制可能会阻碍教学方法的创新；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狭窄选择可能使参与率降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一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利；妇女或来自低社会阶层机会的缺乏意味着人才没有充分利用。”学历代表了人口及劳动力的技能，常被视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成员，广大女性群体拥有便利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能够最大限度使用社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便得到充分开发。“表现最好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政府设置主要参数和监视绩效制度，但允许机构独立操作不受政府直接干预。”
这一指标指向高等教育制度与其运行环境。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EllenHazelkom曾在“高等教育排名与政策选择”论坛上指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具备开放和竞争的教育，为最广泛的学生提供最广泛的机会，培养公民获得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吸引国际人才；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实行有效治理，获得有利秩序下的自治。
从表2可以看出，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我国在数据可获得性（E3）以及政策和监管环境（E4）方面得分较低，而在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E1、E2）方面得分比较靠前，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力资源相对来说得到了较好利用。
（三）连接性
如U21排名榜中所言，“如果一国能与该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且在教育和研究方面与国际社会也有好的合作，那么该国高等教育体系价值会提升。”嗍连接性既是教学和研究质量的评估指标，同时也是吸收新发现和新想法的评估指标。
在强调知识创新的时代，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吸引世界一流学生并挽留人才方面的能力，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国际竞争力特征的核心表现。与外国合作者共同的数量，可以反映一国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学术无国界，良好的合作能够促进本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也能够提升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国际上的位置。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指出了学生的国际流动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科研人员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外界了解自身情况以及自我宣传的窗口。
西班牙世界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简称“WRWU”）基于各个大学在全球互联网上的资讯表现，衡量网页数量和链接数量等指标，旨在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知识与资料在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和公开出版。WRWU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衡量的是“学术成果及其传播的网络表现”。这一排名与二级指标C3、C4相关联，测量网络可获取文本数量和第三方网页中高等教育机构网页的外部反向链接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网络上的活跃性与可见性尚属良好。但在整个连接性指标中，中国的得分最低，各项得分也均靠后。尤其是在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合作文章比例和网络可获取全文文本数量上，得分极低。这说明，中国的开放性以及与外界的连接性还远远不够。与英美国家相比，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国际学生比例（C1）。图2是由OECD公布的在目的国注册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百分比。排名前六的均是欧美发达国家。
根据《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2》的数据，2012年共计有32.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比2011年增长了12.21%。但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地分布不合理，留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国家，来自欧美的留学生所占比例较小。按学生类别统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33509人，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6%，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36060人，硕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而根据OECD公布的《教育概览2011》，中国留学生占据OECD地区全部国际学生的18.2%（不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1.3%），总人数达到33.97万。与巨大的流出相比，我国的同际学生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
（四）输出
为了捕捉高等教育的输出，U21排行榜使用了研究成果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获得率、一国研究人员的存量、优秀大学的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等指标。其中，指标04使用的是2011年上海交大排行榜上前500名机构的数量除以国家总人口的均值，这项指标粗略测量了一国人均就读世界前500强大学的概率。指标05也是使用2011年上海交大指数并对每国三所最好大学取均值，没有列入前500强的机构权重为零。
高产高质的研究成果是高等教育最为直观的贡献，也是适合国别比较的量化指标。世界一流大学的存在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水平的代表，同时也是该国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的彰显。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人力资源，最终它将转化成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因此具备一定规模的参与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给国家提供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给人们提供一系列满足不同兴趣和技能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不仅能够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而且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高等教育学历人员与中等教育学历人员失业率的比较，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与适切性。
首先，从科研的最为直观的输出——论文（见表501、02、03）来看，后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2002年至2012年（截至2012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665.34万次，排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51次，世界平均值则为10.60次。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2002-2012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国家共有17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我国排在第14位（见表6）。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大于10次的国家有10个。瑞士、美国、荷兰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16次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论文在总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体现在论文的影响力上，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
其次，从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表现——进入学术前五百强的数量（04、05）来说，进入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数为零，进入前500名的中国大学有88所（见表7）。美国在这一指标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进入前500名的大学数量大概只有我国的一半，但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却多于我国，而且拥有几所前100名的大学。
总体来说，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表现卓越的大学较少，处于世界前200名的大学数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代表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实力的突出象征。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之意。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努力方向
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中国在五国中处于末位。即使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得分上与日韩也有不小的差距（见表8）。
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发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任重道远。要加快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加大资源投入，增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国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支撑了大规模的教育。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2.2万亿元人民币，如期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的目标。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3781亿元，比2011年增长15.7%。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后指出，“202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在国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继续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支持力度。
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促进资源投入多元化，拓宽资源投入途径，多吸引社会资源；还要合理利用、管理好高等教育资源，加强经费管理；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管理和控制，组建专门监管机构对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二）改进大学治理，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涉及高校治理环境和社会宏观环境。从大学治理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着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在保证政府对大学必要的监管的前提下，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让高校拥有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三）促进国际化办学，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U21排行榜“连接性”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更体现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需要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促进知识与生产力之间的转化。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摇篮，应该走出象牙塔，承担起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积极促进知识技术的转化率和应用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二是要“走出去”，进一步加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要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包括跨国科研课题的共同探讨、邀请国外同行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研究等，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三是要“引进来”，要创造条件，吸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具体说来，就是要提升学科专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学术水平，要做到学科专业设置多元化，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课程接轨，与国外大学实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等等。
发表高等教育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发表高等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比较
［作者简介］刘万英（1964-），女，辽宁沈阳人，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广西南宁530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8年度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思政课‘05’方案教学改革体系整体性构建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B53）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140-02
一、课程体系比较：“85”“98”“05”三个版本的历史分析
1.“85”母本：基于根本要求的本专一统。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通知针对所有高等学校提出“三课两辅”的基本要求。“三课”一是“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三是“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际知识的教育”。“两辅”是“在进行上述各项教育中，要适时地穿插各种切合学生需要的时事教育、文学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还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文件，1986年3月，原国家教委下文，将政治理论课调整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三门课程。“85”版思政课程要求对各类高校都是统一的原则要求，虽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文件，但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课程体系，各地各高校按照上述要求，在实施中以教材编写等方式，对本专科作了有所区别的具体安排。85版思政课程的总要求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后来1998年“98”方案和2005年“05”方案的重要母本。
2.“98”方案：基于学制不同的本专有别。1995年10月24日，原国家教委发出《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社科［1995］10号），对本专科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时数安排作了明确的区别对待。在课程体系上，本科的课程为“5+1”，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历史”“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而“二年制和三年制大专，应分别各开设2~3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程”。1998年6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教社科［1998］6号），以学制区别来明确课程体系区别：二年制专科设4门课，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三年制专科设5门课，即比二年制专科增设“思想概论”。本科设7门课，即比三年制专科增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98”方案的出台，第一次以、教育部联合发文的形式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表明了党和政府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重视，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课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05”方案：基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强化。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5］16号），为“05”方案定了基调。2004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以学制来制定学分区别：“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2005年2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意见》对本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作了新的规定。本科设4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意见》同时指出，、教育部要在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确定专科层次和硕士生、博士生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2005年3月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5］9号）。《通知》重申了5号文件对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规定，同时明确专科设置2门与本科相同的必修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同时强调本专科都要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开设“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8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教社科厅函［2008］15号文件，将高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名称调整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设置比较：本专科学制、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差异
1.本专科学制不同，学时可以有别。1995年原国家教委教社科［1995］10号文件规定，在教学时数上，“四年制本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时数，文科类不少于250学时，理工农医类不少于200学时；三年制大专文理科均不少于150学时，二年制不少于100学时。四年制本科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时数为教学计划内不少于85学时；专科不少于68学时”。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二年制专科为36学时，三年制专科为50学时，本科为54学时；“邓小平理论概论”二年制专科为64学时，三年制专科为60学时，本科为70学时；“思想概论”三年制专科为40学时，本科为理工类36学时、文科类54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二年和三年制专科为40学时，本科为51学时；“法律基础”二年和三年制专科为28学时，本科为34学时。2005年、教育部教社政［2005］9号文件规定：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4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3学分，48学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6学分，96学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2学分，32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学分，48学时。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专科课程设置2门必修课，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4学分，64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48学时。同时，本专科学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本科2学分，32学时；专科1学分，16学时。
2.文理学科不同，内容可以取舍。1995年原国家教委教社科［1995］10号文件规定，对“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按学科有不同要求：文科类专业应开设，有条件的理工农医院校和专业可列入选修课。同时，还提出“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财经政法、民族类院校的课程设置，可与本专业基础课程统筹考虑，作必要的调整”。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工类40学时，文科类36学时；“思想概论”理工类36学时，文科类54学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类开设36学时，理工类不开设。文件同时规定，“职业道德课，除师范、医学等一些特殊专业要作为专业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外，其他专业可作为选修课或作为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一部分安排教学”。
3.对应专业不同，课程可以整合。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有关院校政治理论专业和财经类、政法类专业，可根据‘本意见’的规定，与专业基础课统筹考虑，在覆盖‘两课’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确定本校此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教育部将推荐若干指导性课程方案，供参照执行。”2005年、教育部教社政［2005］5号文件规定：“有关高等学校政治理论和财经类、政法类专业，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时，在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本意见’的规定，与专业基础课统筹考虑。”从上述的国家文件规定中可以看出，高校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门数、学分设置、教学时数、内容取舍，甚至于课程融合等，都根据学制、学科、专业的不同而不同。
三、目标模式比较：本专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的差异
1.培养目标不同：本专科“创新型”与“创业型”人才在目标定位上的差异。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规划》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的发展目标定位不同。《规划》对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到2022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规划》对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到2022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规划》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看得更清楚。《规划》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是：“高等教育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规划》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是：“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同样是培养人才，但本科教育更偏向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作为既是高等教育层次又是职业教育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则偏向于“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2.培养模式不同：本专科强化科研能力与强化工作能力在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培养目标的差异，必然产生差异化的培养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对本科教育培养模式的提法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规划》对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提法则是：“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可以看出，本科教育以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来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专科教育是以强化工作能力来促进“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不同的目标定位，以及采用的不同的培养模式，必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评价方式产生影响。
四、教学对象比较：本专科学生在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上的差异
1.本专科学生外部来源不同，知识基础有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恢复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但以高考分数划分本科和专科的录取线，在客观上打上了专科学生是高考“低能儿”的烙印。以2011年广西高考为例，该年广西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本科第三批文科为396分，理科为334分，专科文理统一为210分。广西高考满分为750分，以得分率计算，本科第三批文科396分、理科334的得分率分别为52.8%、44.5%。也就是说，本科教育中最差的独立学院，其生源的高考得分率基本在44.5%以上，而专科生的高考得分率却在28%~44.5%，处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底层。本专科学生在知识基础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本专科学生内部成绩落差不同，学习能力有差异。高考本专科录取政策上的差异，也导致本专科学生内部成绩落差较大。同样以2011年广西高考为例，本专科在录取政策上出现两方面的不同：第一，录取分数线不同。文科一本519分，二本456分，三本396分；理科一本506分，二本424分，三本334分；专科文理统一为210分。第二，专科可以补录，本科一律不实行补录，补录时各院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录取分数线，部分专科院校补录分数线降到了170分。因此，我们看到本科院校内部学生高考分的差异在50分左右，即学生的高考分上下落差不到10%；而专科院校内部学生高考分的差异达到了200分以上，即学生的高考分上下落差是30%左右。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本科院校内部学生知识基础差异不大，而专科院校内部学生知识基础差异较大，学生对知识探求的广度和深度、理解问题的兴趣和能力都有着较大的差异。高考定本专科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的问题，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甚高。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2年）》提出：“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
从实际情况来看，本科生的研究型、创新型发展倾向明显，考研成为一种追求，对理论知识有强烈的求知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文化基础较好。而专科生对理论知识兴趣不大，也缺乏探究的能力，他们更关注与个人职业发展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更关注具有实用性的问题，比如，怎样提高个人素质，国家在某个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政策等。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看出，同样是高等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和不同的教育层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教学对象上均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评价方式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如何针对本专科不同的特点，整合差异化的教学内容，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法手段，运用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方式，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将是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面临的严峻课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Z］.1985-08-01.
［2］国家教委.《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社科［1995］10号）［Z］.1995-10-24.
［3］，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教社科［1998］6号）［Z］.2006-07-07.
［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Z］.2005-02-07.
发表高等教育论文篇4
1.政府的政策支撑。1978年后,成人高等教育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形势相一致,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恢复、中期的改革发展和末期(90年代初)的整顿调整,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成人教育大力发展的重要决定。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1986年和1987年,国务院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和逐步完善继续教育制度。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强调“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不断提高亿万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人才基础,这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决定”的,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对形成新时期中国成人教育制度构架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90年代初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制度目标明确、制度加紧建立与加速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有:1993年1月7日,国务院转发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成人高教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政策措施;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中国成人教育的办学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成人教育作为国家的一种教育制度,规定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等教育要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要大力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2.研究机构建设。1978年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不断壮大。1978年重建后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的前身),有了专职的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
1981年,我国第一个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人高等教育研究室”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1982年,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标志有组织的群众性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开端。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了成人教育研究机构,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教育科研院(所)也相继设立了一批成人教育研究机构,有些已发展得较有实力,形成了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此后,成人教育研究团体、成人高等教育期刊陆续创办。还有高等院校自建的研究基地,尤以成人教育硕士、博士研究单位为突出代表。近年来,这类基地有了较快发展。1995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等近3”所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这使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队伍迅速壮大,使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3.研究成果。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据不完全统计,30年中,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共出版专著90余部。其中,第一部介绍成人高等教育的专著是赵效良等人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成人高等教育中外历史要览》;第一部以“成人高等教育学”冠名的专著是叶忠海、高本义主编,198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成人高等教育学》。5”””多篇(不含论文集的论文)。学术论文涉及成人高等教育综合理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含函授教育、夜大学和全日制教学班)、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教育等类型;内容则广泛涉及成人高教政策与举措、地位与作用、学科基本建设、体制与机制、目标与模式、课程与教学、管理与运作、考核与评估、创新与发展等方方面面。承担国家、部省研究课题11项,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五”以来立项研究的课题有9项,具体有:(1).教育部规划课题:“高等函授教育的发展和管理研究”(范杨);(2)中华社科基金课题:“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改革”(黄青云);(3)教育部规划课题:“我国成人高等院校教员队伍建设的综合研究”(叶忠海);(4)青年社科基金课题:“理工科高等函授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李记泽);(5)青年社科基金课题:“普通高校成人学历教育质量及其监控的研究”(余小波);(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国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课程发展与教学改革研究”(李旭初);(7)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李继峰);(8)教育部重点课题:“从学历走向学习: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研究”(余小波);(9)国家一般课题:“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转型与创新研究”(杜以德)。
4.研究阶段划分。30年来的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年。这十年间,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成人高教实践一样,经历了恢复整顿、调整发展过程。其中,1978-1982年为成人高教恢复整顿阶段,也是成人高教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少,能搜索到的不到20篇;二是内容单调,研究范围一般局限于函授教育,内容大多是高等函授教育的经验总结;三是文章内容明显带有“”后拔乱反正的痕迹。1983-1987年是成人高教调整发展阶段,也是成人高教理论研究的调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开始,随着成人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开始走向繁荣。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5成人高等教育研究6创刊,并于1983年公开发行。此后,一批成人高教研究刊物相继创办,同时,不少高等教育期刊也开辟了成人高教研究栏目。
这些阵地的开辟,对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几年虽然没有成人高等教育专著问世,但论文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从前5年的不到20篇疾升至近500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成人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研究。(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探讨。(3)成人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总结。(4)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与教材教法研究。据统计,1978)1987年这10年共出版专著一部,近500篇。
第二阶段:1988-1997年。这一时期,随着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人高教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加,而且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成果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88-1997年出版著作52部(见表2-4-1-1),1700多篇,且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这十年间科研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与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三个方面,同时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成人高教地位、作用研究也日渐增多。同期,还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批成人高教评估研究论文,这批论文既有对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建立的思考,也有对评估机制、评估方法、评估质量、评估价值的探讨和对评估经验的总结。
第三阶段:1998-2007年。是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十年。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7年的10年间,出版成人高等教育专著41部(见表2-4-1-3),发表科研论文3000余篇。成人高教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人员素质和专业化程度有了较明显提高,研究成果数量、质量自然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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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科研；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245-020引言
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1000多所，占全国高校的68%，高职在校生将近800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开展科研工作，是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和发挥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提升学院品牌形象和办学实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提高科研工作水平既是学院发展的需要，也是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体现个人价值的需要。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水平同样与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1高职院校科研现状
1.1全国高职院校科研现状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情况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编辑部对2000~2007年科研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统计期刊为《高等教育研究》（武汉）、《教育发展研究》（上海）等14家高等教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刊载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发表文章的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少、比例低，发文总数少。以论文数量最多的2007年为例，在全国1109所高职高专院校中，院校为110所（2006年104所），仅占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9.91%（2006年9.07%）。110所高职高专院校在14家高等教育学核心期刊上共206篇（2006年194篇），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6.26%（2006年6.17%）。②发表两篇以上文章的南北方高职院校在文章总量、发表院校数量上差异较大。2004年起，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编辑部开始对发表两篇以上的高职院校及进行统计，图1为04~07年在14家高等教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南方、北方院校数量的对比，图2为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南方、北方高职院校论文总量的比较，从图上可以看出，南北方高职院校在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上，不管是学校总量还是论文总量，差距很大，并且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趋势。③国家重点建设的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发文情况稍好于其他高职院校，但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到08年为止，国家批准了3批共100所重点建设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以引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08年数据还未统计出来，以2006年和2007年为例，前2批批复的70所示范性建设院校中，有20所院校共发表了54篇论文，贡献率1.64%。
1.2我校目前科研现状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1958年，2001年九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高职院校，2007年成功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近年来，学院非常重视科研发展，学校领导多次强度科研重要性，要求教师树立科研意识，积极参加科研活动，并且在2006年召开首届学院科研大会，奖励科研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学院领导自己带头申请项目，，全院教师科研积极性大增，科研活动取得显著成绩。2006全年，教职工数量是之前几年数量的总和还多，并且在申请科研立项、专利申请、编写专著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2007年，全院共140篇（其中核心期刊24篇，一般期刊104篇，增刊12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项，编写教材15本，参加学术交流并获奖论文12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的科研意识日益增强，采取了相应的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但也要看到，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实施效果不佳的现象还较普遍。
2高职院校科研发展存在问题
2.1师资力量薄弱某课题组曾对全国九省一市高职院校教师基本情况调查，从被调查教师年龄结构看，20~29岁的教师占38.5%，40~49岁的教师占20.5%，50岁以上的教师占3.3%，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科研经验有待提高。从职称上来看，初级职称占18.9%，中级职称站39.3%，副高职称占18.9%，正高职称占0.8%。被调查的教师中，有68.9%的教师是直接有院校非配进入高职院校的，13.1%的教师是由中专升格后转入高职的，4.1%是由中学调入的，8.2%是由其他高校调入的，5.7%是为其他渠道调入。从这些教师的学历来看，4.9%为专科学历，77.1%为本科学历，17.2%为研究生学历，0.8%为博士学历，可见，在被调查的高职院校中，绝大多数为本科毕业，学历层次有待提高。
2.2科研意识不足首先，高职院校大都是通过"三改一补"等途径改制而成，教师的学历、职称偏低，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缺乏高层次人才，未能形成高素质研究团体，科研气氛不浓厚，老带少的科研队伍梯次没有形成。其次，一些教师认为高职院校层次低、科研高不可攀，畏难情绪比较大，认为高职院校的科研基础太差，那就只需要专心教学就行，科研是普通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的事，片面地理解了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这一观点，只是拼凑文章，应付评职称，没有把科研水平看做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第三，管理人员科研意识欠缺，行政管理人员认为科研是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的事情，自己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由于定位上的偏差和认识上的不足，导致学校没有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教职员工没有开展科研的动力与积极性，科研学术讲座举办不普遍，撰写论文不主动，更谈不上科研立项和申请专利等。
发表高等教育论文篇6
长期以来，母语教育界陷入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就教学的实然形态而言，本应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块窄化为以阅读教学为本的封闭小圈。写作教学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既没有研制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教材，又无尊重学生语用心理发展的教学序列。口语交际教学则被边缘化：既不进入实际的教学流程，更遑论开发自身特色鲜明、形成自足内容的体系化教材。而且，所谓的阅读教学又囿于内容有限的“公共教本”，将五彩斑斓的汉语读物拒斥在课堂之外，即人为地将学习生涯分离甚至对立为所谓“课内”与“课外”，从而严重束缚了学习者的精神视野：内存的词汇量贫乏，词汇的组合更是惊人同质化。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滞后于自身生命的成长，桎梏了其未来文化使命的践行和社会角色的担当。正因如此，那位被我国80后一代尊奉为“代言人”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票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坚定地认为惯常被视作行之有效的背诵和默写毫无意义，并无情判决语文“完全是一个束缚人想象力的课程”，甚至尖锐地怀疑语文课存在的价值：它“在教会人认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pp.39-54）“韩寒们”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③陆璟《pisa如何测评阅读素养》，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17日，《读书》专刊第5至第8版。“pisa”隐含着以“立言”来“立人”的重要价值导向，应该引起母语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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